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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髯什么意思(历史上的那缕长髯)

——马绍民

关公那个“公”字,是中国传统文化尊崇一个男人时的郑重敬意表达。关公大名“关羽”,这名字,创造出一种“关山若飞”的奇幻意境,再配上“云长”的字,愈发金声玉振、响逸调远。

事实也是如此,这个名字已经悠悠震响了1800多年。

最先开始认真记录关公事迹的,应该是陈寿的《三国志》。然而他在《关张赵马黄传》中对关羽的记述只有区区1100余字。但西晋这位杰出的史学大师,就凭这1100个字,就让关羽之名生出飞跃历史的双翼。

陈寿写了关羽八桩事:

一桩,关羽在家乡河东解地杀人逃至涿郡,和张飞一起为刘备摆平烂事,不畏艰险,竭力护主,与刘同寝一床,“恩若兄弟”。

二桩,关羽被曹操生擒,反“拜为偏将军”,关羽遂斩颜良,以报知遇之恩。

三桩,曹操“重加赏赐”挽留,但关羽称与刘备“誓以共死,不可背之”。

四桩,关羽与曹操重会夏口,后镇守襄阳,再督事荆州,战功卓著。

五桩,马超来附蜀营,关羽探问其能,诸葛亮答堪比张飞,但不及关羽“绝伦逸群”。

六桩,刮骨疗毒时,医生破臂去毒、血流盈盘,关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七桩,借“汉水泛溢”,关羽降于禁,斩庞德,赢得蜀魏樊城攻防大战。

八桩,曹操依司马懿计,怂恿遭关羽拒婚而恼怒的孙权与之开战,孙即暗唆不满关羽的糜芳等叛变,并趁关羽新败,尽虏其眷属,最后“遣将逆击”,杀死关羽和儿子关平。

毫无疑问,这八桩事是陈寿从关羽大量生平事迹中精心选择的,以记述其尽心护主之能、知恩图报之义、忠贞不二之诚、兴汉建蜀之功、超拔卓尔之异、坚毅非凡之勇、攻城伐野之雄、陷计身死之哀,塑造出一个忠勇刚毅、雄烈过人的战将形象。

有意思的是,陈寿在传中披露诸葛亮用“髯”代称关羽,勾勒出“美须髯”的特征。这个“髯”字,是文中唯一涉及关羽容貌的描写。良史陈寿,文中除了“刮骨疗毒”一节略显小激动,其余七节都属于静若秋水的专业记述,也属于关羽“是人不是神”的客观记述。

后来所有有关关羽的民间传说、勾栏粉墨、盲人弹唱、小说演义,都围绕陈寿这1100多个字铺陈展开,但关羽开始按照中国民间的价值判断和审美愿望,一刀一笔被雕刻成“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如巨钟”的异人。

善于用爱憎分明的脸谱突出人物个性的民间艺术家们,专门为关羽的长髯配制了象征忠勇正直的赤红脸膛,让他有了不同其他古人的夺目面容,这时候,关羽的长髯就飘逸出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化气息。


文化气息倒映历史气息,亦明亦暗地表达着统治者和老百姓的臧否爱憎。但关羽在赢取至高无上的历史哀荣之前,首先经历了一个在草野乡间装神弄鬼的过程。这个由“人杰”落魄到“鬼雄”的过程,发端于荆楚之地。

绝对不能认为河东故地轻慢了自己的英雄,而是关羽最后的活动区域就是荆州。他率军镇守荆州、被孙吴杀于荆州、坟冢堆筑荆州,在荆州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影响远远超过故乡和其他任何地方。

历史上的荆楚地僻偏远,地域文化飘散着浓重的鬼烟巫气,楚国大诗人屈原的诗,就充斥着《招魂》《山鬼》这样“杳冥冥”而“赤蚁若象”的惊悚描写,呈现出与中原诗文迥然不同的气象。《汉书·地理志》一言以蔽之:“楚人信巫鬼,重淫祀。”《隋书·地理志》也坦率指出:“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在“人死即成鬼”的世俗认知中,身首异处的关羽“今斩之,其鬼或能为祟”的可能性显著增大,于是中国最早的关羽庙就在这里出现。那时人们在乡野简陋的小庙跪拜祭祀,嘴里喃喃发出的祷告,还只是祈求“鬼雄”关羽不要加害草民百姓。

跨出鬼门关,便是神世界。由鬼到神,就必须获得全权代表上天意志的天子颁发的通行证。但在关羽死后的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再到宋中期,关羽一直未能进入各位帝王欲闭还睁的眼睑。在文人士大夫掌控的主流语境中,他也寂寂未能成为有吸引力的话题,唐诗浩瀚五万首,吟哦项羽多于歌唱关羽就是佐证。

但关羽生前战斗过的荆州依然坚持对他的敬拜,不仅产生了关羽显灵的生动传闻,还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关羽画像和雕塑。尤为重要的是,民间对关羽的祭祀诉求,也由切莫作祟变为护佑平安。

这一重大变化,标志着关羽从“鬼”到“神”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将成为后来官方神化关羽的民意基础。

看上去“黎民尚热、帝王久冷”的关羽现象,放在中国政治正经历的喧嚣大乱过程中观察,再正常不过。

魏晋南北朝乱世失序,强调自我感受的玄学大行其道,为争大位杀父弑君案例迭出不穷,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学难以成为普遍认同的社会价值观。

唐初,唐太宗李世民开了一个蔑视传统纲纪的头,他先是策划“晋阳宫门”事件,陷父不义迫其叛隋,之后又杀兄上位,还大喇喇公然声称“君虽不君,臣不可不臣”的反儒学观念。

五代十国“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王朝晨兴昏替,朝政新颁即废,中原半个世纪时间竟换了六姓十四帝王,其中八个皇帝国破身死。这个时期父子互刃、君臣相搏、拥兵哗变、认贼作父、荒唐变态简直等于常态。

宋初,宋太祖赵匡胤沿袭五代遗风,通过“陈桥驿兵变”叛逆创国,他的弟弟赵光义继位也令人怀疑……在大约760年的漫长岁月中,作为“护主”“报恩”“忠义”道德符号的关羽,只能被那个时代隆隆驶过的金色龙辇选择性忘记。

当社会记忆渐忘北宋兵变起家史的时候,赵氏帝王们就开始琢磨该是掀掉落满历史尘埃的苫布,请出关羽的时候了。

鉴于前朝大唐解体、五代十国分裂的历史教训,赵宋把严防权力分散、强化中央集权作为执国铁律,在没有可能再依靠土地分封增强朝廷凝聚力时,靠重建价值观体系固化全社会的忠君认识,就成为帝王执国的立足点。而借助三国关羽为空洞儒学注入说服力活水,使忠义精神人格化,实在是一个好方法。

之所以选择关羽,肯定经过了统治精英集团缜密的思考。

中国传统价值观体系的框架以“忠孝节义”为四柱,核心是植根于宗法家族基础之上的“孝”,然后上延为对封建皇权的“忠”,引申成社会成员秉持操守的“节”,扩展至人与人、人与团体关系的“义”。

而河东关羽集“忠”“义”于一身,又有普遍而厚实的民意基础,是封建道德规范和传统价值观体系的最佳形象大使。

以关羽代言,朝堂之上可更强调关羽的“忠”,乡野之间可更突出他的“义”,朝野各取所需。尤令赵宋皇帝安心的是,即使把死人关羽抬高到与人间帝王平起平坐的位置,也不会对王朝构成任何冲击和威胁。

接下来的事,就是建庙加封了。

宋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追封关羽为“忠惠公”,关羽首获“公”名;崇宁二年(1103年),再封“崇宁真君”,关公获得官方授予的道教尊称;大观三年(1108年),加封“昭烈武安王”,关公荣膺“王”之称号;宣和五年(1123年),宋徽宗加封“义勇武安王”,以激发文臣武将抗击金兵的勇气,同时官方修建宏大“关庙”;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宋高宗加封“壮穆义勇武安王”;淳熙十四年(1187年),宋孝宗加封“壮穆义勇武安英济王”。

至此,关羽在宋获得了6个封号,85年间完成了由“人”到“王”的华丽转身,可窥宋对其尊崇的快速升级。

而关羽享有“帝”的称号,则是346年之后的事情。

明万历元年(1573年),明神宗封关王为“协天护国忠义帝”;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加封“三界降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关帝”兼有“关圣”之名;明神宗时代把关庙尊为“武庙”,与孔子“文庙”对称,并下诏要求每县孔庙关庙并建。

这时期各地关庙在规制上不逊孔庙,有关庙楹联其一曰:

纲纪重春秋,周有夫子,汉有夫子

庙堂齐学府,文一圣人,武一圣人

其二曰:

孔夫子、关夫子,万世两夫子

修春秋,读春秋,千古一春秋

可见关圣人已达到与孔圣人双峰并峙的社会地位。

急剧汉化的满清王朝继续追捧关公,不仅在入关前将蒙古与满清的关系自况为“如关羽之于刘备”,入关后即于顺治九年(1652年)加封关帝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雄才大略的康熙帝1726年西巡,专程拜谒解州大关帝庙,手书“义炳乾坤”大字匾额。再后,乾隆帝加封“灵佑”,嘉庆帝加封“仁勇”,道光帝加封“威显”,咸丰帝加封“翊赞”,光绪帝加封“宣德”,使得关帝封号在清朝成为长达26个字的“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可谓旷世极盛。

但必须说,宗教之风比政治更早地吹拂起关羽那部飘逸长髯。

唐德宗时(779年—805年),即有关羽显灵助建当阳覆船山玉泉寺的官方记载。在笃信道教的宋徽宗奉关羽为“崇宁真君”之后,明朝宗也奉关羽为道教尊神。

中国道教视关公为“马赵温关”四大元帅之一,马帅白似雪,赵帅黑胜铁,温帅青若靛,关帅赤如血,俱为驱邪禳灾的四大神将,关庙也一直为道教掌管。

而佛教也把关羽列为护法神,早在隋末,佛教就把关公请入伽蓝菩萨的行列,庄严的伽蓝殿上端坐着赤面长髯的塑像。

宗教青睐关羽,当然是忠义精神契合其教义,同时也有借羽飞翔、吸引信众的考量。

有了宗教之手的推波助澜,关羽现象杂糅进儒、释、道因素,化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使每个社会群族的不同个人,都可以仰望着飞瀑眼前的浓黑长髯,倾诉内心的隐秘,祈盼他可以听到并赋予自己磅礴的力量。

政治、宗教的力量打造了关羽无比显赫的地位,也使关羽在民间享有更加尊崇的信仰,这种信仰赓续至今绵绵不绝。

除了兵家、武师奉他为祖师爷,连毫不相干的描金工匠、制烟作坊、香烛业者、命相术士也希望得到关圣庇护。而矗立酒肆茶楼门内的武财神关羽,极有可能与明代晋商的兴起密切相关。

晋商一开始只是在随身箱箧中携带关公画像,在圣人的相伴下“前月武夷买茶去”,然后船运汉口、马驮归化、穿越大漠、最终抵达中俄边境的恰克图。

长髯同乡该是山西人路途上最安心的护身符,默默目睹了万里茶路上多少艰险。

之后阔起来的山西人就在遍布全国的山陕会馆里供奉关公或修建关庙,这些会馆和关庙随即成为凝聚同乡共闯江湖的大本营。

晋商致富,关公有功,口耳相传,各路商帮纷纷效仿,有“招财进宝”之能的关公遂成手提大刀的武财神。

南岭北塞“无不震其威灵者”的关公,其忠义精神应该具有某些普世价值的成分,因此不啻在台港澳和东南亚华人圈、甚至在非华人文化地域也出现了长髯飘逸的形象,当世界似乎重演中国五代纷乱景况的时候,有人开始在1800前的三国战将身上寻找支撑人类道德之厦的木桩。

最后想说的是,在所有关羽文化形象的传播力量中,山西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无疑是最重量级的。实际上为更多人熟悉的美髯伟人,只是罗贯中笔下的文学形象。

而另一个山西人关汉卿则通过更为生动直观的戏曲手段,让关羽掀髯吟唱出“大江东去浪千迭,引着这数十人驾着小舟一叶”的豪迈慨叹,让这个历史人物踱出发黄史册,移步神殿庙堂,走下青烟氤氲的筑坛,当着望眼欲穿的观众在台口捻须亮相,赢得喝彩和掌声。

此时关羽那部二尺长髯,就更真切地飘逸起来。

历史就是这样,它总是会按照统治者某种价值观推出所需要的英雄,但英雄也必须“与时俱进”,以不断适应时代的变迁。春秋推出割股奉君的介子推,到唐代就被更有诗人气质的屈原取代;宋时关羽和狐突几乎同时出现,但更具故事性的关羽独成圣人。

而关羽,也必须在经济活动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后,自身角色由忠君模范向护财使者转变,使自己获得更新更久远的号召力。

这时候,再端详飘逸在历史胸前的那部长髯,是不是觉得英雄其实不由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