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哪个朝代的 躲过了“秦火”的《诗经》

秦始皇焚书，《诗经》首当其冲。《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诗经》，是由西汉毛亨、毛苌传下来的《毛诗》与史籍记载孔子所编纂的《诗》，文辞上是否有不同，编排上是否有变化，甚至篇目上是否一致，这是历来读诗者心中的疑惑，也是《诗经》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未解谜题。不过，湖北荆州一座战国楚墓里出土的一批竹简，经过初步整理释读，或许可以为我们揭开一些“秦火”之前的《诗经》面目。

古墓之中藏“国风”

长湖，江汉平原上著名的“四湖”之一，也是古云梦泽“缩编”后演化而成的一座长条状湖泊。长湖的西北角上，就是战国时期楚国故都纪南城遗址。今天，以纪南城遗址为中心，方圆数十公里范围内，分布着数以万计的楚国古墓，既有高等级贵族墓葬，也有中下层贵族和平民墓葬，分为八岭山、马山、纪山、雨台山、天星观等多个古墓群。

王家嘴是位于荆州市荆州区纪南镇洪圣村的一处墓地，西距纪南城东城垣约4公里，北接雨台山古墓群，南濒长湖。2019年至2021年，荆州博物馆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2021年6月，在编号为M798的一座战国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珍贵竹简，让我们可以窥见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诗”的面貌和《诗经》文本。

据荆州博物馆馆员蒋鲁敬介绍，王家嘴《诗经》竹简残断缺失较为严重。通过拼接和编连，推测大约有300支，整简长约44厘米，宽约0.6厘米，竹简简面右侧自上而下有三个契口，部分竹简的契口还留有编绳残片，可见原本是编连成册的。

通过对竹简的释读和编连，初步判断王家嘴《诗经》可以确认的有150余篇，绝大部分与今本《国风》可以相对读。比如2743号简的内容释为：“笲囗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与今天《诗经》中《周南·汉广》基本一致。今本《周南·汉广》写道：“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1561号简“雉鸣求其牡，济盈……”与今本《邶风·匏有苦叶》可以对读，今作“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诗句顺序发生了变化。

荆州博物馆王家嘴墓地考古发掘项目领队肖玉军介绍，798号墓是典型的小型东周楚墓，从墓中出土的器物判断，墓葬年代应为战国晚期，墓主人为“士”一级。墓内出土的竹简多达3200枚（不计小碎片），推断原简数量约为800支。内容除了《诗经》中的《国风》部分，还有类似《论语》记录孔子言的《孔子曰》，以及可能为乐谱的竹简。由于残断缺失严重，整理难度大，目前只是完成初步的释文和编连工作。

先秦《诗经》知多少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在先秦时只称作“诗”。春秋战国时期，《诗》流行于诸侯各国，运用于祭祀、朝聘、宴饮等各种场合，成为当时政治、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始皇烧毁了包括《诗》《书》在内的先秦典籍，使其濒临几乎毁灭的浩劫。所幸《诗》是可以吟唱的韵文，便于记忆和流传，因此在西汉初年得以比较完整地恢复。《汉书·艺文志》记载，《诗经》“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

汉初《诗》定为“经”，《诗经》成为官方教材。当时《诗》分三家，有《鲁诗》《齐诗》《韩诗》，分别由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生、燕人韩婴所创，列于官学。而《毛诗》兴起稍晚，一般认为是“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却没有被立为官学，只在民间长期传授。各家之诗大体相同，解读则已出现明显分歧。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一批竹简、木简和木牍，其中有100多片残简内容涉及《诗经》，包括《国风》残诗65首，还有《小雅》中4首诗的残句。学者研究认为，阜阳简《诗经》不同于“三家诗”，也不同于“毛诗”，证明了汉初有多家传诗的记载。

真正通过科学考古发现的“秦火”之前的《诗经》文本，除了王家嘴楚简《诗经》，还有2015年在湖北荆州市荆州区郢城镇荆北村发现的夏家台战国楚简《诗》，年代在战国中期，其中有与今本《诗经·邶风》前十四篇可以相对读的内容。这是首次在楚墓中发现《诗经》的抄本。

无独有偶，2015年安徽大学收藏了一批战国楚简。经过整理和研究，其内容涉及《诗经》、楚国历史、孔子语录等多个方面。安大简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简文《诗经》。经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取样进行分析检测，确认安徽大学所藏竹简材质为古代竹材，简文体现了战国时期楚地的文字风格，简的形制与战国楚简也较为一致。

荆州王家嘴798号墓楚简《诗经》，是继荆州夏家台《诗经》、安大简《诗经》之后，战国楚简《诗经》的又一重大发现。除了竹简，王家嘴798号墓还出土了铜鼎、铜壶、铜盘、铜匜等典型战国晚期楚墓器物，表明墓中竹简《诗》当为“秦火”之前的《诗经》文本。蒋鲁敬说，这是目前经科学考古出土存诗数量最多、文本结构最为完整的战国楚简《诗经》抄本，它们呈现了《诗经》的早期文本内容与物质形态，对《诗经》的研究乃至先秦文化研究都具有重大价值。

“简上《诗经》”传新义

从原始社会到秦统一中国之前，一定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民间歌谣，但由于记录工具的缺乏，其中大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没，能够被记录传诵并被辑录为《诗经》的，或许只是九牛一毛。这些被记录的诗，又经过了一定的加工改造，其内容也可能几经流变，篇名、用语、章句顺序等方面或许有不同的表达。

无论是王家嘴楚墓出土的楚简《诗经》，还是安大简、夏家台简《诗经》，乃至阜阳简《诗经》，在篇名和诗的分章等方面，与今天熟悉的《诗经》都有很大差异，相互之间也有不同。

蒋鲁敬说，每批新资料的出现都会给以往资料的研究带来新的契机，《诗经》简文的出现，为古文字的释读和《诗经》文本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王家嘴楚简《诗经》的出土，提供了用字较古的战国楚简抄本，相比汉代的传本，可谓更接近《诗经》的本源，对于文字的训释、诗意主旨的阐释解读也更能反映《诗经》的原貌。

王家嘴简《诗》中还有少量内容不见于今本《诗经》，这些“逸诗”是原本就不在《诗》的篇目之内，还是后来被删掉或者被遗忘？这些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究。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目前所发现的先秦《诗经》文本都出自楚简之上，以楚文字书写。这一方面是由于楚地出土的先秦简牍相对较多、保存较为完好，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的繁荣。蒋鲁敬说：“透过这些出土的楚简，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当时楚人阅读的书籍。王家嘴出土的楚简除了有《诗经》，还有类似于《论语》的《孔子曰》，有可能是乐谱的‘乐’类文献。我们知道作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传统‘六经’中的‘乐’，早已失传，王家嘴楚简‘乐’文献的发现显得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