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进入中国的路径，有两种主要的观点。

一是北方说。即通过丝绸之路，从北方传入中国。此说最早见于《齐民要术》：“大禾高丈余，子小如豆，出粟特国”。粟特国，西域古国之一，位于现在的中亚，其首都一度在今撒马尔罕。

二是巴蜀说。即印度高粱通过巴蜀，传入中国。古代多持此说，从唐朝《经典释文》作者陆德明开始，到元朝农学家王桢和明朝的李时珍、徐光启，都认为高粱来自巴蜀。

事实上，从“高粱”一词词义的演变，可以看出高粱和巴蜀的深厚关系。

高粱就是你们说的“怪蜀黍”

高粱一词，最早见于元朝王祯的《农书》：“按蜀黍，一名高粱，一名蜀秫。以种来自蜀，形类黍，故有诸名。”从这个注释看，至少元朝就有高粱一词，但是这个“高粱”，更像是蜀黍的俗名，也就是民间的俗称，书面语还是“蜀黍”。南北朝以后，提到高粱一物时，基本都使用“蜀黍”一词，也有用“秫黍”的，如《太平寰宇记》记录四川眉州土产，就有“秫黍”，著名农业史学家王毓瑚老先生（1907-1980）认为，“秫黍”就是“蜀黍”的同音异写，如同芝麻又写作脂麻一样。

我们再往上推，最早提到“蜀黍”一词的，是《齐民要术》。该书第十卷中，以“聊以存其名目，记其怪异耳”为理由，记录了“蜀黍”和关于蜀黍的怪异传闻：“地种蜀黍三年，其后七年多蛇”。作者贾思勰又说这一条不是他的原创，引自东晋张华的《博物志》——这书早已失传，只有辑本传世。而《博物志》里面，又说“蜀黍”一词来自《庄子》一书，越扯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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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齐民要术》在提到“蜀黍”的时候，还提到另一个词“巴禾”说它“粒细，左折右炊，停则牙生”。

蜀黍、巴禾，一蜀一巴，区域性非常明显。这两个词，作为中国高粱的最早名词，都诞生于巴蜀。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佐证，证明巴蜀一地是高粱传播路径上的重要节点。有趣的是，这两个词，都首现于东晋，至晚在东晋，就有来自巴蜀的高粱传说，流播于中原大地。

但是，直到南北朝的北魏时期，高粱都还没有在北方普及。

《齐民要术》给我们透露的另一个信息是：当时，蜀黍和巴禾，还属于极为少见的植物品种，以至于还有“种三年蜀黍，之后七年会有很多蛇”这样的奇谈出现。也就是说，东汉《博物志》所处时代，对蜀黍和巴禾，基本上还属于“听说有”这个阶段，并不普遍，直到几百年后的南北朝，《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也没有说他就见过“蜀黍”，也是当做奇谈异闻进行记录。但是，正是这个记录，给我们留下了蛛丝马迹。后来，蜀黍（高粱）流行开以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记录，再加上对高粱的DNA研究，推断出高粱进入中国的路径和大致年代。

从东晋的《博物志》，到南北朝的《齐民要术》，再到唐朝的《经典释文》、宋朝的《太平寰宇记》，以及元朝的王桢《农书》和明朝李时珍、徐光启等的记录，“蜀黍”一词的演变过程，向我们展示了高粱进入中国的可能路径和时代：即很可能在东晋以前，高粱从印度传入中国内地。传入的路径，很可能同时存在两条：经中亚、西域传入形成北方高粱，经巴蜀传入形成西南高粱。

根据这些资料，我们进一步推测，印度大约在公元前后开始种植高粱（郭声波《四川农业地理》，P175），三、四百年后的东晋，高粱就已经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即春秋时期就有的蜀身毒道——南端起于印度，经缅甸，再过德宏、保山、大理，从今凉山州北上，直达成都），落户四川后，被《博物志》所记录。到南北朝时，再经《齐民要术》一书，蜀黍、巴禾得以名扬中原。在宋朝，来自印度的蜀黍，已经在巴蜀大地扎根繁殖开来，成为当地的特产。而北方的高粱品种，很可能晚至蒙元时期才从西域进入（此前北方并没有种植高粱的可靠记录）。

高粱不仅可以食用，还可以酿酒哦

如今，四川和北方都有大量种植高粱，北方高粱的可食用性高于四川糯高粱。四川糯高粱，具有产量低、皮厚、粒小等特点。直到1990年代，四川、重庆的糯高粱品种，大部分亩产还只有200斤左右，北方粘高粱产量则高出一倍以上，此外糯高粱由于皮厚，单宁含量高，入口苦涩，非到万不得已，川人极少用于充饥，而在北方，粘高粱的口感虽然也远远不如大麦小麦等常见粮食，但是其口感和四川糯高粱相比，要好很多，所以在饥荒来临或者青黄不接时，高粱米也不失为裹腹之粮。

和北方高粱相比较，四川糯高粱最大的优点是用于酿酒，尤其是酿好酒，更离不开糯高粱。川酒甲天下，背后靠的就是糯高粱支撑。江记酒庄旗下江小白的一亩三分地便种植了万亩红皮糯高粱，作为酿酒原料。中国第一个高粱博物馆也正在江小白的一亩三分地修建。而酒业的兴盛，历朝历代莫不是有赖于承平盛世，战乱饥荒年代，当局者莫不以禁酒限酒为政，中国明清以降，正是战乱、饥荒频仍的时代，这期间，只能用于酿造好酒的糯高粱，其用武之地，就远不如普通的北方粘高粱了。

直到今天，来自印度的高粱品种，在巴蜀大地经过“巴禾”、“蜀黍”的漫长阶段后，终于在进化成了盛世中国的白酒最佳酿造原料——糯高粱，终于焕发出了深藏千年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