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生活在哪个朝代 ？史界之太祖，文章旷代雄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我国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曾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但他忍受着屈辱，凭借坚忍的意志发奋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这部书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的生平事迹主要记载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班固根据这些材料，在《汉书》中为司马迁立传，记述了这位伟大人物撰著历史的经过、思想和精神。

清末名臣左宗棠早年曾写过一副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一副对联里面包含了三位古人，又用得极为贴切，不能不说是工巧之作。这三位古人中，“南阳一卧龙”大家应该很熟悉，就是蜀汉名相诸葛亮，左宗棠自号“今亮（当代诸葛亮）”，故在对联中也以“卧龙”自诩，至于“西汉两司马”，则是指司马迁和司马相如。

有人可能要问了：我们都知道司马相如是作赋的名家，可左宗棠为什么也把史学家司马迁和“文章”联系在一起呢？其实，在古人看来，司马迁也是一位大文豪。唐代文学家韩愈就曾称赞司马迁的文章“雄深雅健”，认为他是西汉最出色的四位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司马迁、刘向、扬雄）之一。柳宗元也推许司马迁“峻洁”，就是文笔刚劲凝练，没有浮华笔墨。那么，像司马迁这样一位大史学家、大文学家，是怎样成长起来，又是怎样获得如此之高的历史地位的呢？

“被遗忘”的司马迁

司马迁生活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景帝、武帝时期，关于其生平行事，我们除了他著《史记》、为李陵辩诬之外，知道的很有限。幸而司马迁在《史记》中留下一篇《太史公自序》，简略记述了他家族先辈的姓名，以及其父司马谈和自己两代修史的经历。但是，这篇《自序》对司马迁的其他经历记述得都很简单，以至于后人对司马迁的生活、仕途和交际了解得很少。从这一点上说，司马迁似乎被历史遗忘了。

从自述看，司马迁是秦将司马错的后人，但家族到汉初已经衰微。司马迁的曾祖父司马无泽只是一个管理市场的小官，祖父司马喜虽然爵至五大夫，但没有官位。司马氏在朝廷任职，是从其父司马谈开始的。

司马谈是一个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据司马迁回忆，他不仅兼习道家、儒家，而且还精通天文星相之学。汉武帝即位之初，就任命司马谈担任负责天时、星历的太史令，一做就是二十多年。司马迁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司马迁的生年，我们已经不得而知，根据他的自述推算，大概生于汉景帝末年。他“年十岁则诵古文”，打下了很好的学术基础。二十岁时，司马迁开始了周游国内的旅程。他向南一直走到浙东，折而沿江西上，直入湖南，攀登九疑山，再行至沅水、湘水流域，凭吊屈原、贾谊；回程时，他先是去了汶水、泗水流域，参观孔子、孟子等儒家大师留下的遗迹，之后折而南下，由楚入梁，再回到都城长安。在这次“壮游”中，司马迁不仅饱览山水风光，还到了很多名人生活过的地方，收集了大量民间传说，也验证了一些传闻的真实性。这一时期的经历给司马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他撰写《史记》的重要依据。

回到长安后，年轻的司马迁被任命为郎中。此时，汉武帝想要联系大月氏、大夏等国，故任命司马迁前往西南地区，尝试开通道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行动无功而返。当司马迁回来复命时，他的父亲司马谈已经病重，不久就去世了。司马谈去世后三年（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接任太史令。他继承父亲的遗志，在履行职责——占卜、历算、观星之外，致力于著述一部上起五帝、下至当朝的通史，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史记》。但是，司马迁任职不到十年，就卷进了一场意外的灾难之中。

天汉二年（前99），汉将李陵率军出塞，与匈奴交战，因寡不敌众被迫投降。在李陵而言，忍辱投降，本有徐图后举之意，但汉武帝听信李陵为匈奴练兵的传闻，下令处死李陵的家人。司马迁不顾冒犯武帝的危险，站出来替李陵说话，被愤怒的武帝交付廷尉审理，判处了宫刑。据司马迁追述，此时他本有自杀以免受辱的想法，但因为著述未成，最终选择了忍辱以著书的道路。

平心而论，汉武帝对司马迁的才学还是赏识的。虽然是他让司马迁遭受了巨大的屈辱，但司马迁受刑后，也是他将司马迁任命为中书令，做自己的“机要秘书”。然而，此后的司马迁虽然成了天子近臣，行动却不见于史籍，仿佛失踪了一样。直到征和二年（前91），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因遭巫蛊之祸将被处死，司马迁才再次出现在文献记载中，伴随而来的，是那篇名传千古的《报任安书》。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向朋友倾诉了因非罪而受重刑的痛苦：“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任安劝他向武帝推荐人才，司马迁在信中回答道：“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之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对此时的司马迁来说，名声、官职都已经不再重要，他唯一追求的，是早日完成《史记》。

司马迁的晚年，可以说是默默无闻的。我们知道他最终完成了《史记》，却不知道《史记》成书于何时，也不知道他去世的确切时间，更不知道他作为武帝的近臣发挥过什么作用。然而，这也许正符合司马迁的愿望：历史忘却了他，却永远记住了《史记》。

被铭记的《史记》

对《史记》的评价，最著名的当推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前五个字说的是《史记》的史学地位，后五个字则是它的文学价值。评价简短、精准，实为绝妙之笔。

为什么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呢？在《史记》之前，记录前人言行的文献只有“记言”“记事”两体。“记言”的代表是《尚书》，以记录古人言论为主，但对言论因何而发，起了什么作用，记录很不详尽；“记事”的代表是《春秋》，按年月记载事件，但用字俭省，前因后果尚且语焉不详，更不用说详细记述参与者的言行了。到战国中后期，逐渐出现将“言”与“事”联系起来的著作，如以诸侯国为分类标准，记载各国人物言论行事的《国语》《战国策》。这些著作比起原始的“记言”“记事”著作，内容更丰富，记载更详尽，但仍没有脱出“记言”“记事”的范畴。而且，这些著作中所记之言论、事迹都是独立片段，前后没有联系。读者想要寻找某人的生平行事，或某项制度的发展过程，只能自行抄撮整理。这无疑是很不方便的。

司马迁著《史记》，为史书创造了一种新的体裁——纪传体。他以“本纪”为纲，用“世家”“列传”记载重要人物的言行，以“表”分年月记录纷杂繁复的细事，“书”则是典章制度的汇集。这样一来，《史记》就形成了一个在“本纪”统领下的有机生命体，书中各部分互为补充，简者不觉其略，繁者不觉其赘，读者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阅读，而记载历史的功能也更为完善。于是，后世正史均采用纪传体这一写法，无怪乎梁启超会有“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的评价了。

不仅如此，司马迁先后做过太史令、中书令，能看到很多官方藏书和档案，他在编纂《史记》时广泛使用了这些材料。如汉初功臣的传记中关于军功的记载来自官藏档案“功簿”，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司马迁在青年时曾周游各地，因此对山川形势、历史遗迹都颇有认识，也采访过很多名人的后代。他听说秦攻魏时曾用水攻，就亲自考察大梁城，果然在城壁上见到水迹；他到淮阴侯韩信的故乡，见到韩信母亲的墓旁有广阔的空地，确知韩信为母预留“守冢万家”之地的传说并非虚言……到撰写《史记》时，司马迁将自己的见闻都写入了相应篇目，这就使《史记》的内容更为详实。

尤其不易的是，司马迁不屈于当世权势，在为功臣、重臣立传时，并不避讳他们的问题。如韩安国在魏其侯窦婴被迫害时首鼠两端，公孙弘巧宦怀诈，霍去病不恤士卒……这些不太光彩的事情，司马迁都一一据实直书。班固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西汉以来学者对司马迁和《史记》的共同认识。谓之“史家之绝唱”，斯无愧已。

那么，《史记》又何以被称为“无韵之《离骚》”呢？这主要是因为《史记》的文学价值同样出众。如我们熟知的“鸿门宴”一段，项羽、项伯、范增、张良、樊哙各有个性，呼之欲出。又如《陈丞相世家》写陈平在朝廷政争中的巧妙周旋，《淮阴侯列传》写韩信被废为侯之后的怏怏不得志，《万石张叔列传》写万石君（石奋）小心谨慎的心态，也都栩栩如生。前人说：读《史记》的游侠传，就有轻生取义的豪情；读屈原传、贾谊传，就为他们悲伤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乃有遁世的想法；读李广传，几乎要起而搏斗；读石建传，又会变得谨慎小心。《史记》强大的感染力，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司马迁在描写人物时，也融入了自己的感情。他写屈原、贾谊坎坷不遇的遭际，在“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几句之下忽然插入自己的评论：“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颇觉悲凉。司马迁历经坎坷、负屈受刑，胸中自有不平之气，在《史记》中，他以很巧妙的分寸抒发了这种情感，与屈原的《离骚》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金圣叹在评《屈原贾生列传》时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真可谓太史公的隔代知音。但是，司马迁和屈原一样，没有让失意和哀伤控制自己，而是将情感转化为继续前进的动力。《史记》能够成为“无韵之《离骚》”，情感的推动力是很重要的因素。

总的来说，《史记》既是一部史学名著，也是一部文学名著。在史学史上，它是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开山之作，也是我国史学走向成熟、独立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文学史上，它与汉赋相颉颃，上承《左传》《国语》《战国策》写人记事之法，又加以发展，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笔法，为后世所宗仰。今天，我们在史学、文学方面都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史记》取得的辉煌成就仍为我们所铭记。

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在前文中，我们曾经提到，司马迁的身后非常寂寞。他的生平行事大多佚失，全赖《史记·太史公自序》才保存下来一些痕迹。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说，司马迁又是活在后人记忆中的。《史记》成书以后，虽曾短暂沉寂了一段时间，但到西汉后期已经为世人所知，并被认为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到了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指出：“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在古代尊崇六经的背景下，这是学者能作出的最高评价了。

郑樵把《史记》与六经相比类，很多学者认为他有过誉之嫌。然而，我们如果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会觉得郑樵的评价并不过分。《说文解字》解释“史”字说：“史，记事者也。”在殷商和西周，都有以“史”为名掌管祭祀占卜、天文星相、文书策命的官员，记录朝廷政命、君臣言行——所谓的“记言”“记事”，也是他们的职责，但并非主要任务。自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以“史”为名的官员与其说是史官，不如说是卜筮、星历、典章制度的专家和国家藏书的管理员。

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的时代，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还没有成为独立学科，更没有“史学”“史籍”的概念。司马迁著《史记》，在他看来是“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也是“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换句话说，就是接续孔子整理上古文献、著为六经（这是古人的观点）的工作，整理编纂古代文献，并以个人观点决定异说的去取。可以说这是我国古代史学走向成熟，并最终与经学中的《春秋》家分道扬镳的重要标志。梁启超一曰司马迁为“史界太祖”，二曰太史公为“史界之造物主”，都是从这个角度着眼的。

司马迁的另一个特点，是卓越的“会通”精神。他成长于“百家”被儒家压倒之前，因此头脑中没有独尊儒术的思想，虽然尊崇孔子和“六经”，却不排斥百家杂说。有这种思想为先导，《史记》自然会具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会通”色彩，以及“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气魄。而司马迁广博的学术背景，以及能够接触国家藏书的优越条件，在“会通”精神的指导下正好能最大程度发挥作用。可以看到，《史记》中记录了各个学派的观点，也记载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其中有帝王将相，也有学者大儒，有商人游侠，也有卜者相师，众生世态，百家争鸣，萃于一书，这是后世二十几部正史都无法与之相比的。这样一来，《史记》取得史学经典的地位，被历代学者所尊仰，也就不难理解了。

关于司马迁一生的成败得失，郭沫若有一首诗评价得最为全面，可以作为本文的结尾：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气比霓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